第35部分
丁玉鹏先生，原北京市西城区青年曲艺队相声演员。北京人，生于1928年，卒于……想不起来了，在网上查了，只有出生年月，没有去世的时间。想打电话问问熟人，又怕熟人骂我，“老爷子教了你那么多年相声，你连他哪年走的都忘了？白眼狼！”
您得原谅我，喝酒喝的，脑子不大好使了。不是2004年就是2005年，要不就是2003年或者2006年……对了，是2004年，老爷子终年76岁，生日加上岁数，就是去世的年月。
丁爷跟我师爷赵振铎是亲师兄弟，是我师父的师叔，我也叫师爷。您听着乱吧？传统艺术就这样儿，从艺人员之间都是圈儿套圈儿的关系。
1994年，我跟付强从部队复员回北京。师父觉得我们传统相声的根基太差，师爷赵振铎先生已经查出癌症了，又教不了我们，而师父本人演出忙，也没时间。他觉着丁爷会的老节目很多，就让我们到丁爷家学传统相声。
我师父这也是从自己身上取得的经验，他当初学相声，主要就是跟他的师爷王长友先生。跟师爷学节目有好处，第一，师爷上岁数之后不怎么演出了，有时间。第二，老年人没什么火气，有耐心。第三，生怕有朝一日把自己会的东西都带走了，所以玩儿命地教，毫无保留，不遗余力。
说了半天，可能读者还在琢磨呢，“丁玉鹏到底说过哪段儿呀？”估计您一段也没听过，老人所在的是区曲艺团，上电视、上广播的机会很少，而且他们团八几年就解散了，老人一直在家待着，您上哪儿听他的节目呀？
要说起来，老人还真算不上著名演员。跟同时代那些大师比起来，他也算不上表演艺术家，因为那个年代说相声的能人太多。但是老人要是活到现在，那绝对是个宝贝，因为他会的段子太多了，知道的东西也太多了。
曲艺界、戏曲界都是这样，有不少被埋没的人才。出名的必定有能耐，即便台上看着差点儿，那他台下某方面必定是高人，要不然他也出不了名儿。没出名的不一定没能耐，没赶上机会，或者让自己的脾气秉性给耽误了。
有时候自己也总埋怨，“谁谁谁还不如我呢，钱怎么都让他挣了？”转念一想，有多少比我能耐大得多的人，一辈子默默无闻。跟他们一比，我就踏实了。
丁玉鹏行状
行状，这是我从汪曾祺先生的小说《云志秋行状》里学到的词儿，就是为逝者写的生平。我佩服汪先生平中见奇的文笔、随遇而安的性格、无酒不欢的性情，所以也学着汪先生的样子，写个行状。
1928年7月，丁爷生于北京地安门附近一个小康之家，是家中的独子。由于家境还算凑合，所以丁爷一直上到小学毕业。在老一辈相声演员当中，绝对算是有学问的。丁爷跟曲艺老前辈金晓珊是邻居，又喜爱相声，所以天天到金先生家学艺。
金先生是曲艺票友，满族旗人。过去有钱人喜好曲艺，但是绝对不会靠这个挣钱，人家就是说着玩儿，到各大宅门走堂会，耗财买脸。丁爷学会了说相声，家里也没让他干这行，而是到崇文门外的青山居当伙计。
青山居是个茶馆，老北京玉器行的人都在那儿谈生意，三教九流、社会各界的人想买卖玉器也都去那儿。这里包括从清宫造办处玉作出来的师傅，以及破落的旗人显贵，那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。丁爷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了太多的知识，风土人情、秘闻野史、社会交际、美食小吃、地名典故……无所不包，所以丁爷堪称一位合格的民俗学家。
丁爷晚年的时候，给我讲了很多他当茶坊的时候听到的故事。可惜我那时候没心没肺，要是都给记下来，也是不错的老北京民俗史料。
青山居附近有不少玉器作坊，丁爷后来就进玉器店当了学徒、练就了鉴别真伪的好眼力，也学会了雕琢玉器的手艺，造假、修补的技术也知道不少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曾经有人要请他到玉器店当顾问。他离不开相声，所以婉言谢绝。要是真重操就业，估计比说相声挣的钱多出不少。
90年代初，师父有个街坊要投资玉器，打算用全部财产买个老物件，说转手一卖就能翻十倍。那时候还不像现在，电视台有那么多鉴宝节目，随便找个人就能给长长眼，那时候懂玉的人不多。师父好心眼儿，怕邻居上当，“您先把东西拿过来，我带你找个高人看看。”师父带着邻居来到了丁爷家。丁爷打开屋里的管儿灯，拿玉器对着管灯一照，“假的。”
邻居当时什么话都没说，跟师父出来之后，把嘴一撇，“这老头儿干吗的呀？您瞧他住那间小平房，家里连件儿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他见过玉器吗？”师父一瞧，人家不信丁爷，那咱就甭劝啦。结果呢，这个邻居买了那件东西，赔个倾家荡产，从此之后就消失了。
师父认识个朋友，非要把家传的一个玉器镯子卖给师父。正好儿我在场，跟那人说：“我们先拿回去看看吧。”那人很不屑，“您随便看，是假的我赔你十倍的钱。”拿到丁爷家，对着管儿灯一照，“河南做的假，是如何如何做的。”师父把丁爷的话原封不动跟朋友一说，朋友傻眼了，“那什么……我看走眼了……回见吧，您呐……”从此他也消失了。
还是说丁爷年轻时候的事儿吧。丁爷虽说在玉器行，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没事儿就跟着金晓珊演堂会去。西单有露天的相声场子，丁爷还经常去义务演出，就为过瘾。那时候跟他搭档的也是玉器行的一个伙计，说话结巴。就这样一直到解放，相声艺人的地位提高了，可以和京剧名角平起平坐了，丁爷有了下海说相声的想法。
这时候丁爷认识了后来的老伴儿，也就是我们的师奶奶。师奶奶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家里是专门组织曲艺演出的，用现在的话说叫经纪公司。师奶奶是大鼓演员，唱得不错，人也能干，在西单的紫竹林茶社当上了总经理。
紫竹林茶社是专门演曲艺的园子，北京市市长都亲自去那儿视察过，师奶奶当时可谓风光一时。师爷近水楼台，就在师奶奶的茶园演出。问题来了，当年艺人的行帮习气挺重，丁爷没正式拜师，所以圈儿里没人承认。
丁爷虽说从小就跟金晓珊先生学艺，但是金先生是票友，在相声行没有真正的师承。而且金先生在曲艺圈儿的辈分很高，当时的名艺人张寿臣、常连安都是他的晚辈，丁爷要真是金先生的学生，比侯宝林还大一辈儿，谁承认呀？所以丁爷那阵儿挺难，上北京曲艺团听相声去，人家都不让他进。得求他的朋友、相声老演员李福增给他偷着带到后台，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听，跟做贼似的。
师奶奶不是好惹的，你们不让丁玉鹏上你们那儿，我的园子也不让你们进！有一回曲艺团的老艺术家王世臣先生到紫竹林串门儿，师奶奶愣叫看门儿的几个小伙子把王先生给轰了出去。
总这么下去也不是事儿呀，后来丁爷就正式拜了王长友先生为师，跟赵振铎先生成了师兄弟。丁爷比赵振铎先生大十岁，但是入门儿晚呀，所以得管赵振铎叫师哥。曲艺行就这么不讲理，不管你岁数多大，按入门早晚和师承辈分来。这人八十了，辈分小，这孩子十岁，辈分大，八十的得管十岁的叫叔叔。我觉着还是人家香港演艺界的规矩好，岁数小的见了岁数大的一律称呼哥、姐，顶多叫个叔，没听说香港演员喊师大爷的。
丁爷跟我说过，他会的老段子大部分是跟金晓珊先生学的，没跟王长友先生学过段子。但是王长友先生带着他到济南、沈阳的相声大会闯荡了几年，让他增长了见识，开阔了眼界，也听会了不少节目。
丁爷回到北京，正赶上组建西城区青年曲艺队，丁爷就成了区属集体所有制团体的演员。那时候青年曲艺队常年在西单商场曲艺厅演出，从下午演到晚上，进门儿的时候给你张票，写上入场时间。出门儿的时候再计算你听了几个小时，计时收费。
虽然叫青年曲艺团，但是老艺人挺多，丁爷是年轻一辈，总受欺负，老演员一看园子里观众不多了，就派丁爷上去说单口相声，拖延时间，他们出去吃饭。这下儿反倒让丁爷长了本事，积累了大量的单口段子。
现在的年轻人新到一个单位，同事让你多干点儿活儿，别以为是坏事儿。还学本事呢，将来是挣钱的资本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来，丁爷可就受罪了。他在玉器行的时候，也做过日本人的生意，结果被打成了日伪特务。谁揭发的呢？肯定是他们团的老艺人了，外行人也不了解情况呀。平常有矛盾了，就借着这个机会报私仇。
其实这也难说谁对谁错，那个年代就是你揭发我，我批判你。还有国家级团体的大艺术家到丁爷的街道搜集丁爷的材料，那时候讲究串联，不光揪本单位的坏蛋。
“文革”当中丁爷可没少挨打。曲艺界有那么一段故事，叫做“打死丁玉鹏，吓死习相远”。造反派在屋里打丁玉鹏，他的搭档习相远在门口儿看。习相远也是旗人，解放前家里挺有钱，成分也不好。他琢磨了，“一会儿也得这么打我，我哪儿受得了呀！”
他走到紫竹院公园旁边的小河沟，跳河自尽了。其实那河水也就齐腰深，往起一站就淹不死。但是习相远一心想死，没往起站。挨打的丁玉鹏反倒活了过来，就是腰部被打伤了，后半辈子腰直不了，总是向后仰着。
后来丁爷一家老小被赶到农村，当了十年农民。让一个粉墨登场的演员整天守着田间地头，跟大粪、麦苗打交道，心理上受的打击可想而知。丁爷的老伴儿那是曲艺园子班主出身，哪儿会干活呀？所有农活都得丁爷一个人承包。
后来他们的儿子大了，能帮把手啦。儿子学习不错，还当上了大队的会计，丁爷肩上的担子才轻了点儿。人的适应能力挺强，走一步说一步，丁爷说到了“文革”晚期，一家四口（还有个女儿）在农村的小日子，已经过得有滋有味了。
“文革”结束，丁爷落实政策，一家四口儿回到北京。过去的房子早就让别人占了，暂时住在丰台。青年曲艺队在西单的剧场已经没有了，改在前门大栅栏演出。丁爷每天从丰台到前门太远，单位又在德内大街给他们找了间小平房，一家四口儿挤在十几平米的房间。后来儿子、闺女相继结婚搬了出去，老两口儿住得才算宽敞点儿。
老艺人脾气秉性各异，有人很仗义，有人挺抠门儿，有人很大度，也有人嫉妒心极强。还有一些老艺人有个坏毛病，你演得火了嫉妒你，你演得水了挤兑你。丁爷的演出挺火，所以也遭到了某些同行的排挤，所以丁爷在青曲混得也不是很开心。
80年代初期，青年曲艺队解散，丁爷提前退休。奶奶没有工资，孩子们也帮不上忙，老两口儿指着丁爷那点儿退休金生活，日子很清贫。
我接触过几位老艺人，年轻的时候挺火，但是晚年也不富裕。因为当初挣钱容易，出手也大方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攒钱，也不会理财。晚年就是一间空屋子，几样旧家具。我觉着这样儿也挺好，无牵无挂。
丁爷晚年也挺穷，他可不是年轻时候挥霍的，他这辈子根本没钱可攒。
新街口有个鼓曲票房，丁爷耐不住寂寞，经常去票房唱两嗓子单弦。李苦禅大师的公子，画家李燕先生热心宣传老北京的曲艺，帮电视台拍摄票房的专题片，认识了丁先生。跟丁先生一聊，可把李燕先生惊呆了，“老先生肚子里的东西太多啦！”
李燕先生找到电视台的导演武宝智，在票房里给丁爷录制了二十多段传统相声，有单口儿有对口儿，过春节的时候在北京电视台播出。这下儿认识丁爷的人又多了，附近的街坊邻居们才知道，“敢情我们胡同还住着位演员哪！”
我在师爷赵振铎家喝酒，电视正好儿播丁爷的段子。师爷把嘴一撇，“会得倒是不少，哪段儿都不精！”赵振铎先生多大名望呀，能看得上丁爷嘛！但是对于我们来讲，丁爷就是一个相声仓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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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得原谅我，喝酒喝的，脑子不大好使了。不是2004年就是2005年，要不就是2003年或者2006年……对了，是2004年，老爷子终年76岁，生日加上岁数，就是去世的年月。
丁爷跟我师爷赵振铎是亲师兄弟，是我师父的师叔，我也叫师爷。您听着乱吧？传统艺术就这样儿，从艺人员之间都是圈儿套圈儿的关系。
1994年，我跟付强从部队复员回北京。师父觉得我们传统相声的根基太差，师爷赵振铎先生已经查出癌症了，又教不了我们，而师父本人演出忙，也没时间。他觉着丁爷会的老节目很多，就让我们到丁爷家学传统相声。
我师父这也是从自己身上取得的经验，他当初学相声，主要就是跟他的师爷王长友先生。跟师爷学节目有好处，第一，师爷上岁数之后不怎么演出了，有时间。第二，老年人没什么火气，有耐心。第三，生怕有朝一日把自己会的东西都带走了，所以玩儿命地教，毫无保留，不遗余力。
说了半天，可能读者还在琢磨呢，“丁玉鹏到底说过哪段儿呀？”估计您一段也没听过，老人所在的是区曲艺团，上电视、上广播的机会很少，而且他们团八几年就解散了，老人一直在家待着，您上哪儿听他的节目呀？
要说起来，老人还真算不上著名演员。跟同时代那些大师比起来，他也算不上表演艺术家，因为那个年代说相声的能人太多。但是老人要是活到现在，那绝对是个宝贝，因为他会的段子太多了，知道的东西也太多了。
曲艺界、戏曲界都是这样，有不少被埋没的人才。出名的必定有能耐，即便台上看着差点儿，那他台下某方面必定是高人，要不然他也出不了名儿。没出名的不一定没能耐，没赶上机会，或者让自己的脾气秉性给耽误了。
有时候自己也总埋怨，“谁谁谁还不如我呢，钱怎么都让他挣了？”转念一想，有多少比我能耐大得多的人，一辈子默默无闻。跟他们一比，我就踏实了。
丁玉鹏行状
行状，这是我从汪曾祺先生的小说《云志秋行状》里学到的词儿，就是为逝者写的生平。我佩服汪先生平中见奇的文笔、随遇而安的性格、无酒不欢的性情，所以也学着汪先生的样子，写个行状。
1928年7月，丁爷生于北京地安门附近一个小康之家，是家中的独子。由于家境还算凑合，所以丁爷一直上到小学毕业。在老一辈相声演员当中，绝对算是有学问的。丁爷跟曲艺老前辈金晓珊是邻居，又喜爱相声，所以天天到金先生家学艺。
金先生是曲艺票友，满族旗人。过去有钱人喜好曲艺，但是绝对不会靠这个挣钱，人家就是说着玩儿，到各大宅门走堂会，耗财买脸。丁爷学会了说相声，家里也没让他干这行，而是到崇文门外的青山居当伙计。
青山居是个茶馆，老北京玉器行的人都在那儿谈生意，三教九流、社会各界的人想买卖玉器也都去那儿。这里包括从清宫造办处玉作出来的师傅，以及破落的旗人显贵，那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。丁爷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了太多的知识，风土人情、秘闻野史、社会交际、美食小吃、地名典故……无所不包，所以丁爷堪称一位合格的民俗学家。
丁爷晚年的时候，给我讲了很多他当茶坊的时候听到的故事。可惜我那时候没心没肺，要是都给记下来，也是不错的老北京民俗史料。
青山居附近有不少玉器作坊，丁爷后来就进玉器店当了学徒、练就了鉴别真伪的好眼力，也学会了雕琢玉器的手艺，造假、修补的技术也知道不少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曾经有人要请他到玉器店当顾问。他离不开相声，所以婉言谢绝。要是真重操就业，估计比说相声挣的钱多出不少。
90年代初，师父有个街坊要投资玉器，打算用全部财产买个老物件，说转手一卖就能翻十倍。那时候还不像现在，电视台有那么多鉴宝节目，随便找个人就能给长长眼，那时候懂玉的人不多。师父好心眼儿，怕邻居上当，“您先把东西拿过来，我带你找个高人看看。”师父带着邻居来到了丁爷家。丁爷打开屋里的管儿灯，拿玉器对着管灯一照，“假的。”
邻居当时什么话都没说，跟师父出来之后，把嘴一撇，“这老头儿干吗的呀？您瞧他住那间小平房，家里连件儿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他见过玉器吗？”师父一瞧，人家不信丁爷，那咱就甭劝啦。结果呢，这个邻居买了那件东西，赔个倾家荡产，从此之后就消失了。
师父认识个朋友，非要把家传的一个玉器镯子卖给师父。正好儿我在场，跟那人说：“我们先拿回去看看吧。”那人很不屑，“您随便看，是假的我赔你十倍的钱。”拿到丁爷家，对着管儿灯一照，“河南做的假，是如何如何做的。”师父把丁爷的话原封不动跟朋友一说，朋友傻眼了，“那什么……我看走眼了……回见吧，您呐……”从此他也消失了。
还是说丁爷年轻时候的事儿吧。丁爷虽说在玉器行，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没事儿就跟着金晓珊演堂会去。西单有露天的相声场子，丁爷还经常去义务演出，就为过瘾。那时候跟他搭档的也是玉器行的一个伙计，说话结巴。就这样一直到解放，相声艺人的地位提高了，可以和京剧名角平起平坐了，丁爷有了下海说相声的想法。
这时候丁爷认识了后来的老伴儿，也就是我们的师奶奶。师奶奶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家里是专门组织曲艺演出的，用现在的话说叫经纪公司。师奶奶是大鼓演员，唱得不错，人也能干，在西单的紫竹林茶社当上了总经理。
紫竹林茶社是专门演曲艺的园子，北京市市长都亲自去那儿视察过，师奶奶当时可谓风光一时。师爷近水楼台，就在师奶奶的茶园演出。问题来了，当年艺人的行帮习气挺重，丁爷没正式拜师，所以圈儿里没人承认。
丁爷虽说从小就跟金晓珊先生学艺，但是金先生是票友，在相声行没有真正的师承。而且金先生在曲艺圈儿的辈分很高，当时的名艺人张寿臣、常连安都是他的晚辈，丁爷要真是金先生的学生，比侯宝林还大一辈儿，谁承认呀？所以丁爷那阵儿挺难，上北京曲艺团听相声去，人家都不让他进。得求他的朋友、相声老演员李福增给他偷着带到后台，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听，跟做贼似的。
师奶奶不是好惹的，你们不让丁玉鹏上你们那儿，我的园子也不让你们进！有一回曲艺团的老艺术家王世臣先生到紫竹林串门儿，师奶奶愣叫看门儿的几个小伙子把王先生给轰了出去。
总这么下去也不是事儿呀，后来丁爷就正式拜了王长友先生为师，跟赵振铎先生成了师兄弟。丁爷比赵振铎先生大十岁，但是入门儿晚呀，所以得管赵振铎叫师哥。曲艺行就这么不讲理，不管你岁数多大，按入门早晚和师承辈分来。这人八十了，辈分小，这孩子十岁，辈分大，八十的得管十岁的叫叔叔。我觉着还是人家香港演艺界的规矩好，岁数小的见了岁数大的一律称呼哥、姐，顶多叫个叔，没听说香港演员喊师大爷的。
丁爷跟我说过，他会的老段子大部分是跟金晓珊先生学的，没跟王长友先生学过段子。但是王长友先生带着他到济南、沈阳的相声大会闯荡了几年，让他增长了见识，开阔了眼界，也听会了不少节目。
丁爷回到北京，正赶上组建西城区青年曲艺队，丁爷就成了区属集体所有制团体的演员。那时候青年曲艺队常年在西单商场曲艺厅演出，从下午演到晚上，进门儿的时候给你张票，写上入场时间。出门儿的时候再计算你听了几个小时，计时收费。
虽然叫青年曲艺团，但是老艺人挺多，丁爷是年轻一辈，总受欺负，老演员一看园子里观众不多了，就派丁爷上去说单口相声，拖延时间，他们出去吃饭。这下儿反倒让丁爷长了本事，积累了大量的单口段子。
现在的年轻人新到一个单位，同事让你多干点儿活儿，别以为是坏事儿。还学本事呢，将来是挣钱的资本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来，丁爷可就受罪了。他在玉器行的时候，也做过日本人的生意，结果被打成了日伪特务。谁揭发的呢？肯定是他们团的老艺人了，外行人也不了解情况呀。平常有矛盾了，就借着这个机会报私仇。
其实这也难说谁对谁错，那个年代就是你揭发我，我批判你。还有国家级团体的大艺术家到丁爷的街道搜集丁爷的材料，那时候讲究串联，不光揪本单位的坏蛋。
“文革”当中丁爷可没少挨打。曲艺界有那么一段故事，叫做“打死丁玉鹏，吓死习相远”。造反派在屋里打丁玉鹏，他的搭档习相远在门口儿看。习相远也是旗人，解放前家里挺有钱，成分也不好。他琢磨了，“一会儿也得这么打我，我哪儿受得了呀！”
他走到紫竹院公园旁边的小河沟，跳河自尽了。其实那河水也就齐腰深，往起一站就淹不死。但是习相远一心想死，没往起站。挨打的丁玉鹏反倒活了过来，就是腰部被打伤了，后半辈子腰直不了，总是向后仰着。
后来丁爷一家老小被赶到农村，当了十年农民。让一个粉墨登场的演员整天守着田间地头，跟大粪、麦苗打交道，心理上受的打击可想而知。丁爷的老伴儿那是曲艺园子班主出身，哪儿会干活呀？所有农活都得丁爷一个人承包。
后来他们的儿子大了，能帮把手啦。儿子学习不错，还当上了大队的会计，丁爷肩上的担子才轻了点儿。人的适应能力挺强，走一步说一步，丁爷说到了“文革”晚期，一家四口（还有个女儿）在农村的小日子，已经过得有滋有味了。
“文革”结束，丁爷落实政策，一家四口儿回到北京。过去的房子早就让别人占了，暂时住在丰台。青年曲艺队在西单的剧场已经没有了，改在前门大栅栏演出。丁爷每天从丰台到前门太远，单位又在德内大街给他们找了间小平房，一家四口儿挤在十几平米的房间。后来儿子、闺女相继结婚搬了出去，老两口儿住得才算宽敞点儿。
老艺人脾气秉性各异，有人很仗义，有人挺抠门儿，有人很大度，也有人嫉妒心极强。还有一些老艺人有个坏毛病，你演得火了嫉妒你，你演得水了挤兑你。丁爷的演出挺火，所以也遭到了某些同行的排挤，所以丁爷在青曲混得也不是很开心。
80年代初期，青年曲艺队解散，丁爷提前退休。奶奶没有工资，孩子们也帮不上忙，老两口儿指着丁爷那点儿退休金生活，日子很清贫。
我接触过几位老艺人，年轻的时候挺火，但是晚年也不富裕。因为当初挣钱容易，出手也大方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不攒钱，也不会理财。晚年就是一间空屋子，几样旧家具。我觉着这样儿也挺好，无牵无挂。
丁爷晚年也挺穷，他可不是年轻时候挥霍的，他这辈子根本没钱可攒。
新街口有个鼓曲票房，丁爷耐不住寂寞，经常去票房唱两嗓子单弦。李苦禅大师的公子，画家李燕先生热心宣传老北京的曲艺，帮电视台拍摄票房的专题片，认识了丁先生。跟丁先生一聊，可把李燕先生惊呆了，“老先生肚子里的东西太多啦！”
李燕先生找到电视台的导演武宝智，在票房里给丁爷录制了二十多段传统相声，有单口儿有对口儿，过春节的时候在北京电视台播出。这下儿认识丁爷的人又多了，附近的街坊邻居们才知道，“敢情我们胡同还住着位演员哪！”
我在师爷赵振铎家喝酒，电视正好儿播丁爷的段子。师爷把嘴一撇，“会得倒是不少，哪段儿都不精！”赵振铎先生多大名望呀，能看得上丁爷嘛！但是对于我们来讲，丁爷就是一个相声仓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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